曹云祥: 中国对巴哈伊信仰的贡献

      曹云祥(1881-1938),1922年4月至1928年1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曹云祥,字庆五,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曾担任外交部参事,192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1928年去职。

      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5年多,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他将清华大学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设17个系。

中国对巴哈伊信仰的贡献

       巴哈伊信仰在中国   清华大学校长 曹云祥     当前(当时是指20世纪30年代)世界正经历大规模经济萧条,人类对自身的前途充满疑惑。各国领导者此时谈论的是裁军,经济合作,和理性化等问题,整个人类正期待更多的光明与真理。在这种普遍不安与折磨下,世界将其目光转向了中国……

       在这种形势下,Dr Sherwood Eddy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各个地方进行演讲。他带来的信息是劝说人们跟随耶稣,作为悔改的一种方式。在1931年12月12日,在新建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里,曾在海外接受教育的300多位女士先生们举行了一场聚会,聚会的主题是“中国的希望”。

      笔者有幸主持了那场聚会,并作了简短的结束发言。还提及并描述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在80年前几乎面临灭亡,但是因为一个伟大领袖的教导,这个国家现在有了宪法,国会,完全的关税自治权,并废除了境外权利,那位领导者所带来的信息是在真理基础上以爱去降服他人。当时所引用的一句是:“在我所有的旅行和路途中,凡是有情谊与爱存在,那个地方一定是走向建设,凡是有仇恨与敌意,那个地方一定是在走向破坏与毁灭。”演讲者让听众来评判,统领中国的究竟是爱,还是仇恨。在此会议后,Dr. Eddy 私下询问,“你所信仰的是否是巴哈伊信仰?”


中国人对宗教持有的态度

        如果告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他若不信仰某一宗教,就会注定被贬落地狱。他会自己思索这一后果,是否要通过接受一个新的宗教来获得救赎,他会拿自己的先人来做反例,因为他不会相信自己祖国与家族的各个伟人会被一个公正的上帝来做末日审判。因此,他更愿意遵循先人以及一些古老宗教领袖的教导(主要是儒学与佛教)。中国人相信宗教是教导人成为好人,而所有的宗教都有这样的共同目标,所以宗教之间不该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积极参与到各种宗教的派别之中。

        因此,如果当一个宗教宣称,所有宗教的真理都是相同的,接受一种宗教信仰并不会排除对其他宗教教义的探讨,而成为一个宗教的信徒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宗教的隔离与谴责,这样的宗教肯定能被很多人接受和肯定。由于巴哈伊信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并符合中国人对宗教的看法,所以它能吸引中国民众。

        在另一场合,笔者在一个自由基督教聚会上,就“人类团结与宗教普世性”这一话题进行演讲,这是一个包容万象的主题,作为其高潮与总结,我引用了“巴哈伊12条原则”,这些原则很快被认为最为综合的宗教理念系统,这一定论也引起广大共鸣。

中国的政治理想

        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一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即天下之治应符合这种规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遵循这种个人与政治哲学,甚至现在,领导者也都会时不时追溯这一核心真理。正心意味着个人灵魂的道德救赎,从个人内心到整个世界,这一过程一直被认为是符合“天道”。

        然而,随着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影响逐步加深,以及上述儒家教条的逐渐淡化,中国人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理想,以使能更好的满足当代复杂生活条件的需要。有些时候,基本毫无理想可言,理想的缺失使得中国人暴露于那些对人性产生诱惑与危险的事物中。直到最近,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原则,即民族,民权,民生。有一些人认为它们近似于法国格言“自由、平等、博爱”,或是林肯所精辟概括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哲学。作为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准则,这三条原则非常高尚、合适,然而若要作为一种修身的人生哲学,相比古老的儒学教条,却显得有些不足。

       然而,随着孙先生哲学思想的追随者增多,原来的三大原则被“普世主义”所迅速补充,并作为更远大的目标。尽管如此,针对这一重大理想,却没有谁有足够多的热情与兴趣在这一主题上进一步深究。显而易见!仅仅一系列关于政治原则的章程,不足以产生强有力的动力让人们在笔直狭窄的道路上坚持,它缺少了“目标的纯洁和内心的正直”。缺少了这一必要条件,行为和准则是不能真正将人由邪恶转化为高尚的,如果长辈和领导不能成为杰出的榜样,不能在道德和精神上启发人心,后辈也必定只能在黑暗中匍匐摸索。如果高层不能无私为社会牺牲和服务,人民大众也自然会倒退,或者走向非理性的极端。这种明显的空虚需要被填补。巴哈伊信仰的核心真理能提供这种需求填补这种空虚。巴哈伊最基本的教导是,通过对上帝的纯净之爱,能以诚挚之心爱世人,这种爱是如此真诚自然,使得每个人能无私的为同伴付出。对于一个真正的巴哈伊信徒,人类的各种苦难、无知与贫困会使他们为获得改善而加倍努力。虚荣心,骄傲与自私会自然从想法中剔除。中国显然需要这种人,而且每个人都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如果巴哈伊信仰能够产生出这样一批人,中国会欣然而热切的接受这一信仰。

教育在巴哈伊信仰中的地位

       在巴哈伊十二条原则中有一条是普及教育,缺少知识,人就无异于动物,因为无知意味着迷信、贫穷和自私。巴哈伊鼓励通过接受教育和工作获得经济独立。

       所有巴哈伊信徒的孩子都规定要接受教育,而且因为女孩将来会成为母亲,并会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所有她们享有教育的优先权。这种态度不仅完全贯彻在行动上,而且在文明进程中,它超越了其他各种社会惯例。此外,巴哈伊社团为普世教育的完全实现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不是仅仅提出原则规范,将实际行动交给兴趣不大的官员或是不负责任的大众。

       由于巴哈伊都接受教育,并被规定要学习贸易或工作,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能获得经济独立并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教育。但是,有可能一些不幸的孩子会被忽视。因此他们被整个社团照顾,因为有专门为此目的筹集的公共基金,有的来自自愿捐献,有的来自遗愿继承的一部分。当前的中国有将近90%的人口未受到教育,然而尽管中国期望能提供免费的普及教育,国家尚未有此能力。没有什么系统能像巴哈伊社团这样能使教育如此迅速有效的普及,除此之外,为年轻人提供教育的渴望并非仅是期望获得经济独立,而是来自于更深层的动机,这种渴望出自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得每个灵魂得到发展能反映出创造者的荣耀。

新的经济秩序

       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带来了过量生产,失业以及财富的分配不均。人们正建议并实验着合理化,利润分配和共产主义,为的是在社会成员之间创造出更好的财富分配。其中有人看到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也有人是国家控制的倡导者,这些都是产生更为公平的利润分配的主观方法。根据巴哈伊信仰的准则,新的经济秩序是建立在剩余财富的自愿分享上。这一系统可得以有效执行,因为巴哈伊社团的每个人都为其生计而接受教育和工作,一小部分不幸的大人或小孩也被提供了各种设备。这些基金来自于自愿捐献以及遗愿继承的一部分。在通常情况下,要为这么多未受教育和贫困人口捐献十分困难,但在巴哈伊社团中,少数的确遭遇不幸或失业的人很容易从财富的捐献中获得生活所需。

世界和平

       尽管巴哈伊信仰教导人们不参与政治,然而,他们相信可以通过一些例如国际联盟,国际法庭以及国际刑警等机构来实现世界和平。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恐怖主义的蔓延,经济斗争以及民族偏见。但是巴哈伊关于普及教育,新经济体制与人类一家的信念等原则很容易消除很多战争的根源。

       世界各国将其3/4的收入用于武器装备和其他相关军事准备。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挥霍了将近4亿美元用于国内冲突。这是和平建设被忽视的主要原因,为什么整个世界陷入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爱自己国家的人不值得骄傲,爱全世界的人才值得骄傲”,这一宣言,使得一个中国学者,将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放到了众先知的最前列。

积极的证词

      在这前所未有的时代里,笔者有大量机会与一些朋友讨论巴哈伊信仰的教导,因此有机会得以引用他们关于巴哈伊信仰的观点。

      Cheng Ming-chu将军,袁主管的代理主席,他说,“中国极其需要这样的宗教,至少它不带来任何害处,而会带来很多好处。”

      一位中国学者兼教育者说,“它集合了这么多基本的真理,应该仔细研究,因为从这里面能发现灵魂拯救的真理。”

      一位最近环游世界的中国商人说,“这些原则如此广泛,但又如此简单,它们很容易就可以传达给整个世界。”

     另一位实践型的商人说,“世上没有哪一本书能(像Dr. Esslemont的《新纪元》那样)以如此小的书卷赐予人如此多的慰籍。”

     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说,“(巴哈伊信仰教导的)普世和平与人类团结的原则应是人类不可避免的道路”

     一位中国的穆斯林说,“巴哈伊信仰实现了过去所有信使的允诺,”他要求就这一信仰获更多书来阅读。

     一位中国的基督徒牧师说,“巴哈伊信仰揭示的三大真理超出了现时代所有其他宗教。”因此他为《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一书写下了序言。

     一位担任中国学生工作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说,“它满足了极强烈的需求,因为学生们正探求真理”
1931年12月25日 中国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