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

眼下,全世界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认为,强势的全球力量罔顾普通民众的福祉,只关注到大型企业、跨国集团、政府精英和战争机器的利益,从而引发了生态毁灭等危害人类命运之事。他们认为自己的政府无能,自己的生计和生活方式正在遭受威胁,到处都可以看见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引发这种席卷全球的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现象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方面,根据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说法,全球化通过“大幅减低交通和通讯的成本,以及打破阻碍商品、服务、资金、知识的流动和人(尽管程度更低)的跨国界行动的藩篱”,将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抨击者们则认为,全球化倡导的是一种反常的、以牺牲穷人利益造福富人(某些统计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的经济模式,已经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比如,2003年,有54个国家比十年前更贫困,全球企业一百强中半数以上都是私人财团,而非国有企业。


用抗议的传声筒谋求公正?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是反全球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言人之一,她认为政府不能在全球化局势下积极保护民众的福利是一种“背叛”,背叛了 “民众对人人参与、积极回应的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
正是类似的看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因跨国集团的行为导致的困境时,在忧虑环境恶化的问题时,在震惊于穷人日益贫困的局面时,或是在恼怒于政府参与或不参与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军事干涉行动时,寻求各种途径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让自己发挥影响作用。
然而,究竟哪一条路才是前进的最好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甚多。一些人倡议在现有的法律或行政框架内采取渐进式的改良,另外一些人则主张采取更快捷、更直接的方法医治社会弊病。
克莱恩女士说:“一种新的文化正在显现,它拥有充满活力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它不再让人被动旁观、沮丧气馁,而是人人直接参与、巩固强健、动力十足。”
这种越来越多的对直接民主的强调既反映出了人们对于现有的政治体系的广泛失望,又反映出人们对个人的“自我实现”能力的深信不疑,认为它是影响变革、推动社会公义的最有力的途径。根据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论(反全球化运动和它们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国家和社会永远都在试图控制个人,并因而阻碍了个人能力和“自然力量”的发挥。
西华盛顿大学的迈歇尔·卡尔贝格说:“文化上的常规意识让很多人相信社会制度的最好组织方式是以竞争的形式。荒谬的是,它也让很多人相信,变革这些制度的最好方式就是采取抗议及其他对抗性的战术。抗议、示威、组建党派、诉讼、罢工、以及其他对抗性的策略成了追求社会变革的标准方法。在某些极端情形下,甚至还会采取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行为。”
潜藏在这种方式的各种行为的背后,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攻击“他人” 是加速社会变革最有效的途径,不管涉及到的对方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机构。但是,一个基于对抗策略的运动能维持内部的团结吗?能创建出一个满足所有成员需要的社会吗?
卡尔贝格博士(Michael Karlberg)说:“如果说这些策略在过去曾经奏效,那么现在它们则已经进入了效益递减时期。对抗性策略会使人误以为造成分裂体制的人性和社会机构是合理的。一旦社会活动家们卷入党派政治,他们就会采取竞争式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必然会让他们自己陷入永久的不利局势。同样,一旦社会活动家们参与诉讼,他们也会施行对抗性的司法制度,而这种制度也必然会让他们自己陷入长期不利的局势。即使是街头抗议、示威和温和抵抗,其背后也潜藏着一种假设,那就是争执和对立是社会互动的必要形式。”
相反,我们看到社会活动家们所关心的问题之起因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靠合作孕育新体制的萌生

处身于这样的全球背景之下,巴哈伊社团同样也很关注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弊端,并且也努力为争取社会变革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但是它的目标和方法却与众不同,是在巴哈伊教义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巴哈伊信仰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人类在迈向集体成熟的道路上,必须首先发展出相应的全新的素质、心态和技能,以使得人性能够超越一些简单狭隘的观念。简单狭隘的观念包括人天生富有侵略性、好斗,只能通过“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抗才能进步。
在巴哈伊教义看来,解决冲突和完成社会变革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一种全新的团结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人类本质上是一体的这个认识基础上,既重视人类的团结统一,又强调人类精神特质的重要性。
因此,巴哈伊教徒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总是首先试图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之精神根源,那就是我们没有能够认识到并全身心地信奉人类种族的同一性。
但是,如果对抗性关系已经被视为社会运行理所当然的规范,我们又怎能从目前的将制度看作是控制和局限个人自由的“牵制政策”模式转换到授权模式呢?
生发于巴哈伊信仰的这一新模式关注的是授权给个人,让个人成为社区中推动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的一分子。用一名作家的话来说就是,关注“培育个人及其公共机构的能力,使其能够参与到自身的发展中去”。
巴哈伊教义认为,变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主张社会团体通过既有的法律途径追求变革。就如同人类从婴儿到成人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阶段一样,政治世界也“不能马上从瑕疵的谷底飞升到完美和公正的天庭。相反,每个个体都必须夜以继日地努力,运用所有能帮助他们达成进步的方法,直到政府及其人民每一天、每一刻钟都能发展进步。”(阿博都-巴哈)
巴哈伊社团没有采取对抗性的“争斗”模式,而是致力于建设有助于发展出“达成进步的方法”的公共社团模式。尽管巴哈伊社团还很年轻,但是在基层培育“学习型组织”和授权个体及公共机构方面,在让他们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方面,已经获得了颇有价值的经验。
巴哈伊地方管理团体民主选举的成熟性和全球范围内人力资源培训体系的发展,就是这种模式在巴哈伊社团内部成功的体现。同时,巴哈伊教徒们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努力将巴哈伊信仰所带给他们的洞见和技能传播给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凭内心蜕变带来真正变更

将精神转化视为长久的物质进步的基础,这一认识是巴哈伊信仰对待社会变革的核心观念。世界正义院的宣言写道:“各种野心勃勃的争斗,或是相互指责对方造成了绝望时代的无尽错误,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急切需求。相反,我们需要的是意识上的根本转变。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为整个人类家庭的福祉承担起责任。” 
在大部分抗议运动中常见的那种临时的个人主义行动或短暂的政治联盟最终都不能带来持久的转变。但是,如果这种变革源于对人类一体性之认识,并且每个个体和公共机构都能在服务整个人类的活动中扮演相互支援的角色,那么它的效果也必将会是持久不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