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 共同进步

经过了漫长的期待之后,全球贫困危机终于在国际议事日程表上被赋予了较高的优先级。这一令人鼓舞的进展,掀起了一阵研究和商讨之风,以探讨从人类生活中彻底根除这一不利因素的方法和途径。然而,当更正后的行动保证再次从政府口中大量传出,当抱持已久的理论和传统的方法无法消除长期形成的偏见时,根除贫困之全球事业骤然迷失了方向。同时,探索这一世界性挑战的解决之道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及其带来的推动力,又使人们产生了明显的乐观主义倾向。


消除贫困的机制,很久以来主要是用物质的术语界定的。事实上,国际社会努力缓解贫困的主要手段是调配资金。在刚刚过去的五十年里,大约2.3万亿美元花在了外援上。可悲的是,这些援助不但未能帮助受援群体增强自立的能力,反而常常带给受援群体负面影响——增加了他们对外援的依赖、总是屈从于来自外部的指示、挪用资金、减低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为了坚决推进变革,联合国通过其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寻求扩展援助的机制,加大对扶贫的支持力度。


现在,女性之被边缘化、拙劣的政府管理、种族仇视、宗教不和、环境恶化、失业等状况,构成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大阻力。这些现象明确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一个植根于价值观和态度中的危机,而正是价值观和态度决定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贫困可以被描述为那些道德的、社会的和物质资源的缺乏,这些资源是提高个人、社区与机构的精神能力、智力能力和社会能力所必需的。譬如道德推理、集体决策、消除种族歧视,都是减少贫困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这些能力必定影响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机构的设置与决策。确切地说,我们的目标不应仅仅是消除贫困痼疾,还要使人民大众参与到建设公正的全球新秩序中去。
个人和机构必须携手承担起这一责任。这样,消除贫困的目标之一,就集中到了个人身上:必须帮助个人建立他的高贵感和自尊感,必须激励个人获得改善自身状况和努力实现自身潜能的自信心。除了达到个人的康宁之外,他还必须被培育成社会福利之源,以便给他周围的人们带来和平、幸福和福祉。我们人类只有处在“愿意服务他人”的层次上,才能够实现自身的最高境界。第二个目标则集中在机构身上: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它们必须充当媒介的角色。通过它们个人的才能和精力被用于服务人类。有助于个人和机构培养这些能力的资源,对社会来说代表着真正的财富之源。


正像物质世界由自然法则驾驭一样,人类社会由道德法则统辖。道德法则是有秩序的人类社会运转的基础。诸如男女平等、诚实可信、接受教育、人权与信仰自由等精神法则,与有助于保持社会、经济健康与稳定的措施相互关联在一起。由贫困滋生的各项挑战之间的关联性,迫切要求厘清若干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要能够对问题的分析、决策和开发衡量进步程度的指标起到指导作用。立足于原则的行动过程的核心优势在于,它可以引导个人和机构从系统的、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孤立的、短期的关注层面上。要想获得支持并实现预期的结果,所有决策的决断过程本身必须是公正的:必须将直接受决策结果影响的人纳入到决策过程之中,必须由清楚明白、得到公认的道德标准支配。
在此背景下,巴哈伊国际社团将提供两个原则——公正和团结,用以指导在根除贫困领域所做的工作。这些原则是一种发展愿景的基础,在这一愿景中,物质进步充当人类道德和文化进步的工具。借助于法律的执行、经济体系的调整、财富与机会的重新分配,以及在个人和公众生活中不懈地坚持最高道德标准,公正提供了确保将人的潜能有效用于消除贫困的手段。团结则保证了进步是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确保必须将对家庭单元、地方社区、国家社区和全球社区之整体性的关注用于指引减少贫困的努力。

贫困问题赋予民选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政府以特殊的责任。有人争论说,贫穷本身导致了政府管理的拙劣,而因果分析经常得出相反的结论:更好的政府管理带来更好的发展成果。品质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管理问题的核心 ——一个领导带给他或她办公室人员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或她的工作方向与工作成果。在这些品质中,值得信赖是首要的,因为它能够培养公众和其他领导人对他的信赖感,为政府的举措赢得支持,能够带来稳定和安全。有效的领导者不仅需要践行完美的道德规范,而且必须努力强化国家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教育机构,以不断改进其规章制度,有效管理有限的资源。至于薪俸,他们必须满足于法律许可的、适度的报酬。随着政治事务日益全球化,民选的领导人必须显示出远见和勇气,以逐步协调国家利益和成长中的全球社区之所需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努力将根除贫困的工作与国际人权准则联系在一起,是将公正原则应用于政府工作的积极步骤。我们共同的人权遗产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权益、知情与做出判断的自由、男女平等与种族平等、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它们代表着人类道德成就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已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的签字认可,人权准则现在必须进入社会文化和法律领域,必须系统地融入国内的立法之中,必须被翻译成世上所有的语言,并且通过媒体和教育机构广示民众。这样,人权准则就可以逐渐取代破碎的法律体系——这个有缺陷的法律体制以压迫和专断地应用法律为特征,强迫不了解自身权利和无力明确表达自身需要的人们接受法律及法律的执行结果。


脱贫的大部分责任应当由个人自己承担。因为尽管贫困是由包括历史、经济、政治和环境等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一点体现在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中。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诸如对女性的征服、对教育的价值、对个人追求进步权利的无知等,加剧了贫困状况。当社会成员相信他们受到了正义原则的保护、他们的利益和所有人一样有了保证时,人性中的相关品质,诸如诚实、正直、积极工作的愿望、合作意识等,才能被激发出来,从而有助于他们完成有更高要求的目标。然而,如果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持,人权方法连同对个人赋予一系列权利的强调执行起来就可能面临挑战。因为道德力量对于刺激态度和行为的相应转变是必须的。
两性平等问题处于这样的状况: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各国多次聚在一起,承认女性在促进发展使命中的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已经废除了任何可赖以支持性别歧视的基础;多数国家业已颁布法律,使女性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机会;国际公约已经签署并得到批准;新的措施已实施,新的社会指标已投入应用。但妇女在法律、政治、科学、商业和宗教领域的作用——尽管可以说出几个名人来,但总体上仍然严重不足。在一些地区妇女赢得机会接受教育、就业和置业等,在许多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家庭的层次上,男孩和女孩之间在食物、资产和健康关怀的分配上更加公平;儿童的识字率提高了;较低的出生率促成了经济状况和母亲健康状况的改善;对公众话题的关注度显著增加。实践证明,单单女性识字率的提高这一因素在推动社会康乐中所起的作用,就比其他与一个社会总财富水平相关的所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的确,在经济、社会环境及社会观念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地方,整个家庭的福祉也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改变。然而,态度的转化是缓慢的,而且态度改变要比法定措施要求的转变需要更多的条件,它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关于男女角色的信念,需要挑战传统性别观念的勇气。


不可否认,贫穷是社会因素和物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决定了物质资源的社会效益,无论这些资源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还是得到了公正的配置,无论它们总体上对社会有益还是有害。今天,多数经济活动及其制度背景,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妇女的进步、家庭的康宁、年轻人的参与、充分就业、传播知识都是不协调的。例如,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超过三千亿美元 的全球违禁药品贸易,都远远超过了实现联合国在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妇女权益诸领域的全球发展目标所需要的预算。冷漠的市场经济理论,激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行为,既无助于人类摆脱极端贫困,也无法帮助人类消除过度消费。适合于当今时代的新经济理论,必须超越单纯追求利润的动机。新经济理论必须植根于所有经济活动的人性化及相关方面,这样,经济活动才能够像家庭、社区、一个世界之公民那样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新经济理论必须为革新精神而不是盲目模仿所激励,为尊贵而不是剥削所促进,为妇女的完全而自信的参与所推动。
作为消除贫困努力之基础的经济政策,一般集中在财富的创造方面,但并没有考虑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财富过度集中。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世界上许多最富裕的个人的财富超过了不少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极端贫穷和极端富裕并存。但大多数的救治措施却只针对最贫穷的人群。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状况,才应当是我们迫切关注的重点。的确,凭借确保良好的全球公民身份的规范、坚奉人权原则、为了更大社群的利益分配财富,跨国公司创造的巨额财富成为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考量一个国家的财富,牵涉的是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的问题,而非总的美元数量。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汇总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总收益,包括武器、香烟等,不管其社会价值和环境影响。为了更精确地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和财富收益,需要能够衡量污染物和经济疾患并且促进无法测量的、无偿收益的新的衡量指标。


经济的繁荣是以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这一结论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事实上,每一个工业国的出现都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但影响本国人民的安全和康乐,同样也伤害着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增长速度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根源是以社会道德沦丧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对国家利益的追逐,同时,国际间的康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仔细审视。资源分配引起的富有挑战性的民族问题、对环境破坏的责任感,都驱使政府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推行有利于全球社会及子孙后代繁荣与健康的政策。在制度层面上,需要一个具备强大科学咨询能力的全球实体,以改善和强化报告与决策过程,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者的声音。这个实体必须始终将环境问题同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置于同等的优先级,因为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能够孤立地取得进展。在教育领域,课程的设置必须能够培养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感,培养探索和革新精神,以便人类经验的多样性能被用于迎接创造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是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的改革。食品生产和农业是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就业岗位来源;发展中国家差不多70%的穷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依靠农业谋生。尽管农业因制造业的崛起和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而相形见绌,但农业依然扮演着经济和社会生活之根本基础的角色:营养不良和食品不安全严重阻碍了发展和进步方面的所有努力。虽然农业具有如此关键的作用,然而贫穷还是经常集中在农村地区。自然资源的破坏、信息不畅和基础设施落后,常常导致食品不安全、过早死亡和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在发展和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必须赋予农民享受城市生活的应有权力,并让他们明白:当乡村重建时,城市自然就随之而来了。
提供有意义的工作岗位代表着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贫民区的增加、犯罪率的上升、滥用麻醉品、失业、家庭解体和社会隔绝的出现,让年轻人从事有价值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在一百个经济不发达国家中,15-29岁之间的年轻人几乎占所有成年人的一半。缺乏正当职业只能助长他们的失望情绪和挫折感。需要重新审视的不仅仅是工作的数量,还应包括工作的质量和社会价值。无论是耕种土地还是销售商品,一个人的工作不应该仅仅是获得更多商品的工具,或者只是作为生产消耗的成本。工作应该是一个人提高技能、磨练性格以及为社会的康宁和进步做贡献的手段。事实上,与就业不充分做斗争,必须从所有人类劳动的尊严和价值着手,即使工作是低下的、不安全的、无利可图的或无偿的。
保障人们有效参与到社会发展进程与更高的文明目标中去的是教育堡垒。尽管许多消除贫困的项目,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增加中初级教育的入学率上——这只是第一步,长期的目标也必须明晰:即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应当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这要求在所有层次上进行干预,包括儿童的培养,干预包括:鼓励质疑,给男女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推动媒体信息来源的独立,翻译来自其他文化的文献,促进创新和科学研究。为了能够自由创新,能够自由设计处理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每个人必须具有了解真相、学习知识的自由。


现在用来指导扶贫工作的知识概念,必须能够同时解决方法和精神上的双重贫乏。毫无疑问,物质资源是必须的,但光有物质资源是不够的,不足以产生人类繁荣的全部愿景,它们无法解答有关人类本质或生存目的等深层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单靠物质与技术手段无法强迫人们的品质和信仰发生根本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战胜破坏性行为——正是这种破坏性行为才导致了今天的状况——所必不可少的。它们也不能够唤醒和维持人类锲而不舍、追求卓越、谦卑地服务、创新、求知、创造美和探求全人类之康宁的意愿。考虑精神方面及其在世界宗教中的表达,并非要回到迷信或宗教狂热中去,抑或抛弃任何形式的理性探索。确切地说,它是以整合的方式,将对人类经验各个方面的认知和对贫穷在人类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领域如何表现的理解融入到消除贫困的努力中去。
在消除贫困的努力中,我们经历了真正的全球文明分娩的阵痛: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标准、新的法律和制度上的安排,不断竞相出现。随着我们对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理解的加深,全球的空前一致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合作能力,为取得更大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以往所能取得的任何成就——铺平了道路。但是,为了激发战胜贫困所需的知识创新和责任承诺,需要激发人类精神和智力的全部潜能来完成这项任务。当人类致力于人性的成熟时,成熟的人性将革新文明的底蕴和内涵。